文 图 | 赵景宜

 

在盛夏到来之前，我第一次来到安庆，呆了一周。如同往常一样，旅行的尾声我总会感到乏味。而当我离开，却发现自己有些喜欢上这里了，希望能马上再回去。新鲜和乏味，像是两个捉迷藏的小朋友，在旅途中随时出现。

从武汉到安庆没有直达的火车，我坐上大巴，它缓慢行驶，公路沿着长江前行，或一度远离，路程六小时。鄂州、黄石、武穴、黄梅、宿松、太湖县........大巴频繁地停靠在高速公路服务站，一些乘客茫然下车，售票员语气轻快。

车内冷气充足，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夏天的到来。隔着窗户，从午后到入夜，我看到高速公路、县道外的村庄、小镇的风景……久居都市，我想到了异乡。车到终点站时是晚上九点多，周围的人很少，骑着电动车问你要不要住宿的当地人，显得很安闲。他的询问只是一种例行工作，不像有某种迫切的生存压力，“要住店吗？”

一辆黑色轿车，这时从我眼前快速驶过。年轻的司机留着平头，精瘦的上身裸露着。这让我想起2000年的武汉：在夏夜的街头，男人们打着赤膊，肩上或手上并没有衬衣，他只是刚从闷热的家中出来，去一个不远的地方。人们不会招惹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身上有着明显疤痕的。裸露的上身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也代表他就住在附近，哥们儿也离这不远。那时的武汉街头能见到不少小型斗殴，几个人围攻倒地求饶的可怜人，常要见血。路边有废弃的针管，吸食毒品的大多是国企工人的二代，或者“去江滩酒吧”、刚“下海”开商铺的年轻人。非法的大小赌场，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有的干脆摆在露天街角。我不止一次从楼下看到，几个警察慢悠悠地跑来，摆着双臂，最后旋翻桌子，而赌客们却早已从另一个出口逃走。像是一场预谋和表演。

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昨天。

安庆却很安静，连路人也不多，体会不到什么躁动。出乎意料的是，这里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老城区的街区似乎比武昌还要大。马路都不宽，连接着许多地图上都没显示名字的有深有浅、曲直不一的巷弄，地势也起起伏伏——往江面走、往上走、往下走，有一种步入城市迷宫的感觉。

安庆像是停留在1990年代或者更远的历史中。不远的街区有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英王府、民国时期陈独秀与高君曼住的民国洋楼、建于明成化五年的南关清真寺……大多数老建筑已经拆掉，换成南方城市常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单元楼。我住在人民路步行街的中心、劝业场的锦江之星。这个“老派”的商务酒店建于2007年，很多人在点评中留言“其设施老旧”，但楼高十几层，算是附近很少见的高层建筑。而安庆老城区，则如棋盘一般，尺度佷大。

这种反差让我迷惑，我在安庆的旅行也由此开始。

 

油炸、馄饨与“水鸡儿”

安庆人喜欢吃牛肉拉面。这大概和大南门回族社区有关，明清时，大量回族人迁徙到安徽。位于玉琳路布市的金回回牛肉面馆，很受当地人赞誉。它在巷子内，但店外摆了好几张桌子，从清晨六点，一直卖到晚上八点半。我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店家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好心提醒道：“不来一碗牛胸骨面吗？这是招牌。”

夜深时，马路上谈不上热闹，也并不冷清，饮食店还在营业，很多在凌晨两点才关门。除了龙虾店、炒面摊子，最多的还是油炸店。这是近二十年很流行的小吃，冷柜里的食物和冷锅串串类似，能找到当地豆制品、干鱼等食物。选好了放铁盘内，老板统统扔进油锅里炸，再淋上带有白砂糖的辣酱。我很熟悉“安庆油炸”，武汉管它叫“炸炸”。这种小吃最先在武汉钢铁厂所在的青山区出现，也在那一带流行。一般认为，工人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发明”油重、味咸的吃食，比如沈阳的鸡架。

安庆在清代咸丰年间就有了近代军械所，建造了我国第一台机动船，很多近代工业在此兴起。但这都是历史，过去的体力劳动者多为码头工人、批发市场和商铺的个体户、伙计们。最有名的安庆馄饨，就和码头有关。据说这种皮薄、个小的馄饨，兴起于清朝光绪年间。小贩们挑着板凳，活跃在小南门一带，这里挨着长江。今天的小南门，在沿江中路上，靠着七号码头。每天只有几班开往长江另一边大渡口镇的汽渡，不再有繁忙景象。

公平地说，比起长沙、重庆、南京等地，安庆的街头小吃并不丰富。但日落时分，我喜欢在路上散步，看当地人在餐厅外沿街摆桌吃饭，他们交谈很自在。有的拖家带口，也有刚恋爱的情侣，或几个朋友结伴。他们好像很久没在家吃饭了，更享受这种在马路上消磨的时光。

若要用上海话形容安庆人的个性，可能会是“不响”。安庆人不太会和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马路上的搭讪，但他们又不算冷漠。走近店内，店主一般不主动招呼，你有问题要问，可能得等一会儿才有人应声，店主们像是沉浸在自我的事务中。我进到一家热闹的小餐馆，问能否一个人就餐，老板想了想说，“对不起，我们太忙了。”。

当地的餐饮业很活跃，但似乎主要面向本地的街坊。几乎所有饭店，都采取大排档的形式，没有菜单，看食材点“菜”，这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如果你初次来这里，除了需要事前询问菜的价格，还得对着冰柜里的猪排骨、肥肠、时蔬、各种河鲜，想象出它的成品，并思考要选的口味。

街坊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中有自己心仪的餐馆，大多是夫妻店，也知晓厨师擅长的风格、招牌菜。坐进店内，不需要看冰柜，直接点菜。如果需要的食材没有，而店主又不忙，他会直接去菜市场的档口购买，现杀现做。

“安庆人有很强的城堡意识，过去有排斥乡下人的情绪，不怎么想和周边县城的人来往。”  在咖啡店，我见到了汪军。他研究了十几年的安庆历史，著有《记忆场》、《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书。对于我的疑问，他想了想，继续说道：“安庆就像是一个文化孤岛，非常封闭，但也非常精致。”

“来了安庆，你是不是觉得有些熟悉？” 汪军问我。

“是的，走在马路上，有一些司门口的感觉。”

1980年代，在经济、地理上有些边缘的安庆，一度随着长江航运和小商品交易市场而兴起。但在工业社会，水运注定日渐边缘化。追赶了十多年后，安庆最终还是沉寂下来。

“武汉人、重庆人，包括南京等下江人，来了安庆后，总说有些似曾相识。” 汪军说起这些时，语带惋惜。他认为，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安庆就几乎没有继续扩张了。“正是因为它发展得很慢，保存的东西和记忆也更久，还留有晚进的码头城市的感觉。重庆、南京、武汉，早就日新月异。他们的某些过往，就是安庆的现在。”

在安庆沿江的街区，常能看到文革遗留的痕迹，例如印有“毛泽东万岁”的老水塔，附近的建设路还开有“除四害经销处”，只是麻雀不在其中。在我的感觉中，这里更多还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味道，不少居民楼要走“回形楼梯”到家中，因为前两层开了商铺。1988年，安庆还重建了枞阳门，把它作为了小商品交易市场，现在看来这里也显得老旧。

城西的大王庙街，过去在城门外，是靠水运的兴起而形成的热闹街区。清末之后，一度繁忙的长江内河航运、渔业取代了漕运的位置，街市的热闹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今天，大王庙街已经整体腾退，不再有人居住，不远处有巨大的石化厂，很显眼。

离开大王庙后，我走进“城门”，在大观亭街散步。大大小小的店铺延伸到马路边，加上席地而坐的摊贩，这里成了露天的马路菜市场。调料品、活鸡、鹌鹑，藕带等当季食材，甚至还能看到装在网袋里，蹦蹦跳跳的青蛙，安庆人管它叫“水鸡儿”。武汉人习惯叫“蝌妈”。2000年后，想吃的人要专门去找熟悉的餐馆，“水鸡儿”后来慢慢消失于武汉菜市场。

 

太平天国与郁达夫

很少人会想到，安徽省的名字，取自安庆、徽州两府。1667年，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安徽省，安庆成为省城，一直到抗日战争。

安庆筑城在南宋，到了明朝开始繁荣起来。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后，运河上的漕运成为经济的重脉。安庆地处长江与皖河的交汇处，内河上游的怀宁县、潜山县、太湖县，将大量米、丝布、银两先运到安庆，在走长江水路到扬州，最后通过大运河抵达通州。漕运的兴盛，带动了水路，也富裕了沿途的渡口城市。

谈到安庆的衰落，汪军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大王庙的登陆。随着安庆的沦陷，省城最终迁往合肥。这一变化导致安庆从中心到边缘，沦为长江沿岸的地方城市。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从广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定都南京。此后，太平天国率千余艘战船，从长江出发，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数十年内，清军与太平天国在安徽南部和江苏等地展开密集的拉锯战。曾国藩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和太平天国一样，清军也有多次屠城的记录。

“过去安庆府和徽州府，包括桐城县，科举中考取举人、进士的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太平天国之前，安庆府的人口已经达到600万，比现在的人还多。但十多年后，安庆只剩一百多万人了。同皖南其他地方相比，安庆留下的人还算多的。徽州、广德、宁国，都没剩什么人了。在晚清以前，宣城人都是讲吴语的，后来方言就变成了江淮官话。”

“日本人把安庆变成了军事基地，拆了很多老房子，对城市文脉的破坏力远大于太平天国。解放后，省会正式选在了合肥，过去皖北是很落后的地方，得举全省之力去建设。安庆的工厂、大学、商业人才就这样流失了，全部都搞空了。”

“（省会）最后走掉了，并不是地理区位的原因。” 汪军认为，比起合肥等地，安庆有更好的城市基础。最后选择了合肥，更像是一种偶然的决定。“省会换来换去的地方，包括河北省、广西，最后经济都没搞好。”

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安庆在地缘上弱势，失去省会是必然的。安徽在建省100多年内，主管财政的布政使一直在南京办公。很大原因在于，安庆到皖北要穿过山岭，走水路，要先抵达南京，才能从支流进入。一直以来，南京比安庆能更快地到达安徽大多数地方。1911年，天津开往南京的铁路建成，斜穿了半个安徽。1930年，安徽再添两条铁路，途径合肥、芜湖。它们刚好避开了省城安庆，也埋下了安庆落寞的伏笔。

每天起床后，汪军会在电脑上看《皖报》，在文献数据库中搜索“安庆”，他想要在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细节。1934年，《皖报》在安庆出版，因为抗日战争，报社也一度流亡，办公地到过六安、金寨、合肥等，1949年4月停刊。“民国时的报纸很有意思，同一版面，会刊登新人结婚的广告，也可能有凶杀案之类的重大社会新闻。”

在研究安庆历史外，汪军也是一名小说家，他的中篇小说《归羊》，试图回到郁达夫笔下的安庆。1922年，郁达夫来到安庆时，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集《沉沦》。那时他很年轻，刚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教授英文。郁达夫写过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当年的安庆，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在虚构或真实的情感故事中展开。

“在日本，他过得很辛苦，也没多少钱，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看他的小说也知道，很压抑、苦闷，还被歧视。日本回来后，从上海乘船到安庆，郁达夫刚二十五岁。当了大学老师，很受尊重，薪水也很高。他可能会感到，人生再过一个比较美好的时光。”

1929年，郁达夫最后一次来安庆工作，担任省立安徽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汪军写的小说《归羊》以这一次郁达夫的创作与游历作为背景。

“于质夫乘坐江安轮溯江而上，两天两夜抵达A城招商局码头。岸上人声喧闹，他没怎么停留，从大南门进城。进入城门后，他拾级而上，到了登云坡顶端，经过药王庙、城隍庙，穿过四牌楼、三牌楼，这时A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熟悉的地方。”

那也是安庆的黄金岁月，水运带来的繁华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当年，大量的货品和人通过长江，进入到中国腹地，城市被码头所扩大。汪军又惋惜地表示，“1938年之后，（安庆）持续的衰落，再没有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安庆人对长江有着很深的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对安徽的其他城市不感兴趣，只对长江流域的城市感兴趣，上游是九江、武汉，下游能去到南京、上海。”  生于1970年代的汪军，小时候就和父母坐过船去过上海，但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安庆人还是最崇拜上海，当时人们结婚，要专门做船去上海的王开照相馆，拍婚纱照。”

在成年后，他常搭轮船离开安庆。“我们很习惯坐船了。如果要去广州，要先搭船去武汉，再转火车。去北京的话，就搭船到南京。出门要靠船，这边的火车不太发达。”

一直到1995年，安庆才有了火车站，而这时，水运的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怀宁：陈独秀与海子

6月5日中午，我在没有光线的酒店房间中醒来。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不想去什么地方逛，犹豫着下午就呆在附近的咖啡店，还是坐很长的跨城公交，去海子的故居。这个时间出发，很可能赶不上回程的公交车。

从火车站去海子的村庄，大约三十多公里，可以做快1线，沿途经过38个站，一小时后到达。上了公交车，半天没刷上卡，司机提醒我要换成怀宁县的电子卡。那时的我还不知道，酒店楼下发生了无差别杀人案。

怀宁县属于安庆市，建县的历史能追溯到1600年。二十世纪初，邓稼先、陈独秀在这里出生。六岁时，丧父的陈独秀跟随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后跟随中过秀才的兄长读书，一直到十七岁，但他很厌烦八股文。

1896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参加了县考。最后的院试，考题出自孟子的《寡人之于国也》的“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陈独秀感到无聊，恶作剧般的使用《康熙字典》中所习的冷僻字与典故，写了篇文章。以此，他考中了秀才，拿到了第一名。

第二年，陈独秀和大哥等人初次出门，坐船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考中者能中举人。 虽然落榜，但他在南京读到《时务报》，梁启超让他很受震撼，日后也开始和安庆府的维新人士保持着联络。第一次出远门，陈独秀如此写下他的见闻：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

如果说安庆留给人的印象是90年代的码头城市，那么，怀宁县更像是80年代的小镇。新安路13号的怀宁种子公司，开了三十来年，三层楼建筑的看起来老旧，外立面都有些破碎。门店内摆有安徽产、山东产的蔬果种子，还有本地的萝卜菜、辣椒种子，时不时有着村民骑着电动车来光顾。

往西走是第二农贸市场，这里能买到黄山的茶、拖鞋、电风扇、竹编的扇与草帽等百货，街上的干货很丰富、内陆特色，一排大小、粗细不一的干鱼、虾。一整张熏猪脸更为显眼，买下来只需六十多元，现在猪肉便宜了。周围的民宅大多是临街的独门独户，夏天时他们常会打开门消暑，不在乎路人会看到客厅。我猜想怀宁人重感情，也很思旧。人们在屋里闲坐，或打麻将、围在一起吃饭，墙上大多挂着毛泽东画像，或者亲人的遗像。

我叫了一辆网约车，去海子的村庄，约五公里，离县城很近。在车上就能看到建在省道旁的查式祠堂。海子出生的查湾村，约有1700多人。据说查姓是齐国的一个封姓，现在分布在全国各地，约有68万人，但大多数在安徽、江苏生活。

在入口，除了显眼的村部建筑，一切静悄悄的，没见到“海子故居”之类的招牌。稍往里走，我看到了海子的雕像，地上有参观者带来的一盆鲜花。海子纪念馆里展示了海子儿童、少年时代在怀宁、青年时在北京的物件。还有从家中带去大学的棉被、教书时买的淡黄色夹克衣。

馆员是海子的弟媳妇，她就住在村子里。她告诉我，海子的三个弟弟，一个在县城工作，另外两个弟弟过去在西安、北京打工。2017年，县政府出资的纪念馆建成后，他们搬回了老家。“我没有见过海子，过去读过他的诗，在怀宁只要念过书的，几乎都会读海子。”

海子故居是一个三开间的徽式民房，现在只有海子的母亲住在那，父亲在数年前去世了。海子的父亲查正全是个裁缝，对儿女很严厉，他一直对海子的死很自责。1989年2月，在家中过春节的海子，提出想辞掉政法大学的教职，去海南办报纸。父亲坚决地否定并训斥了他，大发脾气。当地媒体《新安晚报》曾采访过查正全。查正全说，“他喜欢到报社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如当大学老师，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现在想想不如让他去，也许他现在还活着。”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海子为什么会死，这也不需要去追问。人们可惜的是，他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获得了名声。他很年轻，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职业生涯也许才刚开始。

海子的母亲操采菊，很高兴见到来访者。她时不时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点西瓜？当她知道，我平日也会写些随笔时，便问我多少岁了。我答道26岁。她微笑地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在儿子去世后，操采菊开始阅读海子的诗。一度不顾家人反对，呆在海子的墓地上读。这些年，她也常参加纪念海子的活动，2019年，她去过德令哈。刚上台读诗，就出现了高原反应，组织者赶快把她送往西宁。

“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

这是操采菊最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由想到，海子去世至今的时间，已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一直在某种回忆中。我问到海子的弟媳，“每年这么多人来参观，会不会让海子的父母更伤心？”

“难免会这样。” 她想了想，继续说，“有人专门来这，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骄傲。”

傍晚时，我在海子故居的书房，独自呆了很久。他的家人借了一支笔给我，用来抄写感兴趣的书目。海子没有用过这间书房。1989年，北京寄来了26箱书到县城，海子父亲找车拖了回来。此后家中出现过不速之客，称是海子的朋友，想写本海子的书，住在了家中。在两个老人种地时，这些藏书被偷偷拿走，从高河邮局中寄走。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加上虫蛀鼠咬，书籍损坏很多，藏书目前仅有700余册。浏览这些书柜，能看出海子对黑格尔、歌德很感兴趣。他的阅读很广泛，包括不少工具书。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更多，而不是诗歌。

我试着去找郁达夫，但没有收获。大多是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劳伦斯、哈代、亨利·詹姆斯这样的经典文学。印象很深的是，唯一的一本三岛由纪夫著作，不是《金阁寺》、《天人五衰》，而是《爱的饥渴》。我惊讶的是，他也读过法国新小说，这种风格很晚才被中文读者阅读，他看的是罗伯特·格里耶的《嫉妒》

海子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许，他也有成为小说家的企图。但我们更多只能在他的诗中，寻找这种可能性。在天黑前，我离开了他的家。

 

凶案与扭打的女人

我在海子的家呆了很久，并不担心错过末班车，是因为在这偶遇从武汉来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样的偶遇很难得。在回程的路上，他们的朋友也刚好来到安庆，决定一起吃饭。

偶遇的朋友是“蜘蛛猴面包”，还有百草园书店一行。请客的是书店读者，这几个中年人选了一家在当地很豪华的酒店。酒店在安庆东边的新城区，包间带有独立卫生间、有专门上菜通道。他们刚从上海办完事回武汉，沿途边走边玩，看起来世故、聪明，但又很有趣。饭桌上，他们不断用武汉话讨论起范仲淹，黄梅戏的起源在湖北还是安徽，以及某某历史人物、某地风土人情。

那时，我们才知道下午发生的案件。据媒体报道，当天下午16时27分，110报警服务台接报，一男子在安庆市迎江区人民路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事发后，20名受伤人员中，6人遇难。“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25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

我向在座的人问道：如果这类的事情变多了后，普通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坐主宾的中年人，用武汉话严肃地说道，“普通人要想保护自己，先要从关心他人开始，不忽视他人的痛苦……”

坦白说，我是一个顿感很强的人，难以通过新闻和他人的讲述，对一件事感同身受。哪怕这些无辜死去、受伤的人，就在几小时前，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我当然也知道，如果没临时起意去了怀宁县，我可能也是受伤者。但这些并不让我后怕，或让我的同情变得更具体。不过，第二天下午，去火车站之前，我回酒店拿行李，经过了人民路步行街。

人们围在劝业场的花坛旁。路人告诉我，献花从清晨开始。市民们排着队，秩序井然，志愿者会告诉献花的人不要踏上台阶。也许是担心危险，也许是他们把花坛的石阶当成了逝者墓碑的一部分，不踩踏是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来献花的人，有老人、年轻人，小孩。也有路人小声告诉同伴，“一会儿，我们买花过来。”

有些献花的人，像是参加亲人的葬礼一般，在放下花后，对着花坛鞠躬，用手作三拜礼。那时，我感到很难过，了解到人的意外离去，是非常具体、非常悲伤的事情。

安庆，有着沉静的力量，但又给我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些天，我去安庆是为了寻找一个消失的渔村，那些渔民大多是在几十年前，从江苏北部逃荒而来。因为棚户区改造，那片村子已经变成了“长江沙漠州公园”。只能找到零碎的，还没拆掉的房子，还有成群的野狗。

在一片池塘，我看到两个扭打的女人。骑在对方身上的五十多岁女人，要我电话报警。我们等了快一小时，因为辖区归属问题，派出所推拖过好几次后，才等到他们。这个短发的中年女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看起来单薄，露出笑脸。我第一反应是，那口牙齿看上去再过十多年后，就会脱落。

不到二十平米的无主之地，她们都想来种玉米。要我报警的女人，并不住在这里，“姐姐住在附近，她先种的地”。为此，那个头发已秃、年龄快70的本地女人很不满意，见她来就会怒骂，这一次对骂中，拿起木棍打她。

当我走出“沙漠州”时，调解似乎结束了。她骑着自行车在我身旁停下，又一次反复感谢我的帮助——愿意报警，并一直等来警察才离开。我们简单聊天，知道她离异多年，和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暂时失业的儿子一起生活。她有五片“田”，主要是想打发时间。我们分别后，她又一次笑了，感谢我的帮助。我感觉，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让她非常感动。也许是她目前的人生中，少有人为她出过头。

我本来计划搭飞机离开。安庆每天都有一班直达北京的飞机。前序航班是，三亚飞往安庆。那天海南有雷暴，航班因而被取消。看了天气预报，我发现三亚还要下一周的雨，我决定先坐火车到合肥，再搭高铁回北京。

沿路上的风景，房子并不多，都是荒野或田地，看起来和海子的村庄一样美。但当我看到一座孤零零的墓地时，才意识到，也许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缄默。

在网上，我发了一组献花的现场照片。很多人留言和转发，一个安庆人告诉我，“以往的这个下午，人们都是去迎江寺的，明天就高考了。”

 

 

——完——

作者赵景宜，小说爱好者，长期出差在北京。关心变化中的事物，以及不同人在时代之中的具体处境。

题图，安庆大南门附近的长江岸边，常有市民来这里洗衣服。

题图及文内图摄影：赵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