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中原再定后成都平原迎来新的繁华，为成都东郊“新蜀酒”诞生储备了人文和物质条件

1368年，洪武元年，明太祖定都南京。此时巴蜀之地尚属大夏，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薄税敛，颇有一方小康之气象，吸引了不少北方汉人南下。一位酿酒师慧眼选中锦江春畔，在唐时名酒“锦江春”的原址开设了“富春烧坊”，所产烧酒窖香浓郁，绵醇甘冽，一时之间声名鹊起，为蜀中首推美酒。

“肆酒富春坊”成了当时趋之若鹜的时尚。

洪武四年夏，明兵抵重庆，年幼的夏主出降封归义候迁居朝鲜，大明王朝兵不血刃统制了巴蜀。一方百姓余惊犹在，朱元璋挥师北上，驱除胡虏的捷报应是成都万里桥边最热的佐酒谈资，成都古东郊区域原来已形成的酒文化始终未曾易帜。

东郊占据了这个西南大都汇的酒圈文化之地。好酒，必来自最好的酿酒水源地，古水井坊街区，即大致在现成都锦江区东门大桥附近，相传古有薛涛井在此，井水清冽，澄澈照人，为酿酒之佳源。

  

 

陕人入川在成都从经营酒生意到收购酿酒烧坊，东郊水井街“福升全”打响名号

明末清初，有陕西客商王氏入蜀。陕人善酿酒，且在成都这个富饶的大城市，粮食充足，客源稳定，让王氏及后人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最终王氏子孙选址于东郊片区的水井坊街开创更新的事业。

王氏家族为了尽快做出自己的烧坊酒，在水井街直接买下了一个酿酒的老烧坊，他们看中的是此地车水马龙，人气旺盛，商贸发达，更是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客商云集于此。王氏兄弟取“福升全”作为名号，音同倒唸的“全身佛”以求保佑。

清进入盛世时，成都城市商业再次兴旺，商品种类繁多，形成了许多专业市场和完整的商业网点，经营方面也形成了工商结合的格局，许多酒商号附设手工作坊，自产自销，自有店铺和作坊。福升全烧坊的重现，展示了这种前店后坊的格局，以及当时酿酒生产的完整工艺流程，其技术的成熟程度几可与今媲美。

福升全前店后坊的遗址现今仍存成都东门之内，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兴”国营酒厂的厂房与酿酒车间，此是后话。

再图发展，经历几代人经营的福升全迁至商业中心，“福升全”终成“全兴成”

经过清代前期百余年的不断建设与发展，福升全也在不断建设和发展，常年门庭若市，顾客摩肩接踵，资本也日趋雄厚。王氏为了扩大经营和提高知名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于1824年即道光四年，福升全进军繁华的城中心，王氏选中了暑袜南街设立新号，作为福升全的分号。这一决策，掀开了全兴酒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更使全兴酒声名远扬，这也是成都酒文化漫长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求吉祥，光大老号，王氏采用老号福升全的尾字作新号的首字，更名“全兴成”，酿出的酒取名为“全兴酒”，象征事业绵延不断，兴旺发达。至此，“全兴”的名号就初步定型了。

“全兴成”选中在暑袜南街发展，王氏后人还是因为看中了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极佳的商业口岸。由于暑袜街的市场环境优于水井街，全兴酒的销售远远超过从前的烧坊酒。来此饮酒，成了来往于成都酒客们的一件欢喜颇多的乐事。

全兴成建号以后，继承福升全的优秀传统，吸收当时的成都众酒之长，用成都的传统酿造工艺对原来薛涛酒进行改造加工，创出新酿全兴酒。清末民初时，成都曲酒以暑袜南街全兴烧坊最为有名。为了报答薛涛井在老号初期的开创之功，每遇重大节日，全兴成烧坊不辞辛劳，远从东郊薛涛井区域汲水特制上等佳酿，以薛涛酒的名目出售，并特意打出老号“福升全”的名称。

在经营上全兴烧坊仍然继承了福升全烧坊前店后坊的格局。全兴成号占地两亩三分，坐东朝西，结构非常独特。烧坊前店后厂，人们不仅能在此饮酒，亦可闻酿酒香风并欣赏工人酿酒过程。

烧坊前开设了一个酒店，产品可直接同饮者见面，行人往来，老远就可以看见门额上那块金底黑字的匾额“全兴成”，字迹庄重而潇洒，相传为书法大家于右任的手书。大门两侧是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撰写的对联:“入座三杯醉者也，出门一拱歪之乎”。

2021年全兴酒肆复古形象店亮相成都宽窄巷子，虽然没有“后坊”，但复刻了“前店”格局，门首代表性的两行楹联仿佛将时光拨回到两百年前。酒香四溢的全兴酒肆不仅是市廛百姓的最爱，也深受文人志士的赞誉。无论是联社聚会，诗酒相娱还是阖家团圆，都少不了那杯齿颊留香的全兴酒。

这样一杯650多年的蜀中美酒，穿越混战时的封坛沉寂，在盛世时一经投粮起窖，悠长岁月的辗转陈酿便让全兴酒愈发甘润雅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杯中印记。时至今日，这杯全兴酒已然成为蜀都水土上不可割舍的味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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