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江湖之上，金庸之名无人不晓。在赞美与缅怀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可听听另一种声音——金庸生前经历的种种批评及非议。金庸对待这些批评、诘难或争议的态度，也构成了我们认识与理解斯人的另一面向。

本文所涉的金庸生前面对的非议，主要包括作品和学术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武侠小说和所谓“金学”的批评，比如台湾作家李敖曾直指武侠小说套路泛滥，不仅与时代脱节，而且助长了一种集体挫败感，满足的是那些逃避现实的自卑心灵的需求。也有人在专著中批评了学界对于金庸一边倒的赞美甚至迷信，认为站队“金迷”实则与“傍大腕儿”无异，包括钱理群在内的诸多学者在金庸作品中获得的快感“正是来自阅读的非正常情境，而并非是因为文学价值多么杰出”。在本世纪初，步入晚年的金庸身陷浙江大学辞职风波，一度成为媒体焦点。部分博士生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庸作为导师并未负起应有的责任，也有学者针对金庸的学术纰漏和不符合规范的博导资格认定发难，认为他不具备担任博导从事历史领域教学的资格。

如今，批评者李敖与他的批评对象金庸都已故去，浙大风波也已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回响，当我们重读其人其作、重思其行其感，金庸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呢。

武侠与“金学”： 金庸小说败坏群众斗志，导致意志懒惰？

从文学和思想层面来看，针对金庸及其小说的批评其实不少。

李敖曾在《 “武侠小说”，着镖！》和《“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等文章中质疑和批判了武侠小说以及金庸的价值。在前面一文里，李敖对于武侠小说这个文类抱持着非常负面的态度，他将武侠小说的历史上溯到晚唐时期，从《红线传》《虬髯客传》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清朝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直至民国的《蜀山剑侠传》。进入民国以后，李敖说，武侠小说越来越荒谬怪诞，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了，然而它的罪行还不止于此。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助长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而这种情绪从武侠小说中得到了解脱。此处李敖虽未点名批评，但对于这种类型小说的套路归纳，又确实不禁让人想起金庸的小说来。“它的格局多是一群妇人、孺子、跛子、瞎子，一些弱者或者有缺陷的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秘笈或天书一部，然后突然侠身剑骨起来……他的结局多是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李敖写道，“今日的武侠小说，它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面的懒惰。”

在《“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一文里，李敖先是批评了三毛，接着又说，跟“金庸式伪善”比起来，“三毛式伪善”还算小的。李敖对金庸个人的攻击，一方面是针对武侠小说这种类型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的则是金庸凭借武侠小说获得的巨额财富。李敖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说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跟他解释，在儿子死后，自己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反而逼问道，“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他从对于财富的质疑上升到了对于金庸信仰的质疑，但没有具体针对其文本或写作水平提出疑问。 

在中国大陆学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也在《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一书中批评了金庸在学界“雅俗共赏”的声名。他提出，“金庸的称颂者们非常清楚，仅仅说金庸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还不足以证明金庸有非凡的文学价值，还必须同时强调，在金迷中，不仅有俗人，还有很多雅人。”王彬彬话锋一转接着写道，让金庸在大雅之堂中确立自己位置的，其实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政治地位，因此，他将对于金庸称颂不已的学者讽刺为与“傍大腕儿”无异。

对于一些对金庸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而言，王彬彬写道，他们对于金庸的阅读快感正是来自阅读的非正常情境，而并非是因为文学价值多么杰出。他以钱理群为例论述了自己的观点。钱理群写过，自己曾在陷入极度精神苦闷的阶段，一口气读完了金庸的主要代表作，还特别提到当读到《倚天屠龙记》“生亦何欢，死亦何欢，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对此，王彬彬认为，这只能说明钱理群读金庸的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什么都不能做的苦闷情境。此外，王彬彬还举出了近代新文学家如郑振铎对于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和平江不肖生的批评，以证明一个观点，即对于武侠小说的热爱，恰恰体现了华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有多么严重，华人文化中腐朽、没落、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成分还有着多么顽固的存留。他对于武侠小说脱离实际、复古旧思想的批判，与李敖的看法大体相似。

排除对于金庸小说武侠类型以及通俗风味的批评，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纰漏。在一篇题为《世纪回首：关于金庸作品经典化及其他》的文章中，作者发现，《碧血剑》里的人物服装不符合其历史时期，《天龙八部》里段誉的年纪存在错漏问题，还有一些情节经不起推敲等等。 

事实上，金庸本人对于武侠小说的文学意义也有过“谦逊”的表示。他曾在196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30年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际研究讨论会闭幕式上，金庸也在一片盛赞中发表了演讲，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

教学与学术：金庸浙大历史系博导资格曾遭抵制

在武侠小说作家这一重身份之外，金庸作为历史学者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在本世纪初也曾陷入重重争议。

1999年5月，金庸受邀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到了2004年，他动了辞职的念头。金庸在深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可就在2003年10月，金庸曾于故乡嘉兴对媒体表示：“他们（招收的博士生）都是高材生，非常优秀。”时隔一年，“非常优秀”的博士生就变成了“不够好”。这些学生就包括1962年出生的卢敦基。他在考入金庸门下做在职博士之前，就已经是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了。当时他认为“文化大家胜于学术名家”，称自己愿意花几年时间在金庸的指导下好好做博士论文。

在老师金庸去世之后，卢敦基拒绝了am8亚美手机app文化的采访。但从他师从金庸读博的后续报道来看，卢敦基对金庸的教学可能并不满意。在《成都商报》一篇题为《金庸“弟子”朱晓征直言：辞职是我质疑和反抗他》的文章中，记者询问卢敦基这一年从导师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时，他笑笑回答：“呵呵，不好说。”而另外一名学生、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朱晓征则表示：“查先生辞去博士生导师职务，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是有关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

金庸的教育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该文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

在教学水平被打上问号的同时，金庸的学术水平也遭到了质疑。2005年，《外滩画报》在一篇名为《金庸浙大辞职调查：博导资格曾遭历史系抵制》的报道中提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陈新（化名）称，去听金庸讲座的听众非常多，但是他发现，“听着听着就不对了。”陈新举了一个例子，据史料记载，官员与皇帝坐着议事这一制度是在宋代取消的，可金庸却说宋代官员和皇帝议事时是坐着的，“作为一个古代史的博导，具备这样的常识是起码的。”

除了来自学生的非议和否定，金庸也受到了浙大历史系教师的抨击。浙大历史系退休教授何忠礼称：“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他透露说，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他曾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何忠礼和其他老师都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不过，金庸最后还是通过了博导资格。

在接受am8亚美手机app文化采访时，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的教授徐岱称，实际上，历史系也有很多更有名的、学问做得很好的教授对金庸非常佩服。徐岱了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诗比历史更真实”来告诉记者，真正写出了不起文学的人都是精通文史哲，并且洞明世事的。他称，要评价金庸的历史功底，一般教授的挑战是毫无意义的。

徐岱认为，金庸离开浙大是正确的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金庸年事已高，精力不够，何况他还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浙大领导对金庸进行了挽留，说哪怕保留个名誉院长都可以，但他很坚决地拒绝了。“学校邀请他来，他愿意做点贡献，不是想要名声。对他来说这种名声没有意义。他的名声只是给浙大带来好处。”徐岱举了个小例子：在北京首都机场时，他曾无意中把浙大工作证掏了出来，工作人员一看工作证，就问他是否是浙大的，徐岱问他是否知道浙大，工作人员反问道，“浙大不是有个金庸吗？”所以徐岱相信，“这就叫做知名度。本来北京人多少人知道浙大？”即使是批评金庸的博士们也承认，向外人提到金庸是自己学院院长时，心中还是会感觉到一丝荣耀。

金庸辞职后，当时担任南京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董健称，金庸担任历史教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场错位”，金庸是一个非常好的武侠小说家，但自从到浙江大学任职之后，并没有写出学术研究论文，也没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称，他听说浙江大学历史系的老师曾经反对强行通过金庸历史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同时他还指出，国家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对博导资格有明确的三点规定，一是当过教授，二是之前必须完整培养过一个硕士生，三是在国内高校指导过博士生工作，而金庸在这些方面不符合规定。

如今，斯人已逝，当年种种非议与质疑仍留在原处，构成了我们对金庸的所有记忆和认识的一块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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