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詹宁斯（Karen Jennings）依旧没有反应过来。距离她的小说《一座岛》（An Island）官宣入选布克奖长名单已经有好些天了，这位38岁的南非作家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考虑到出版这本小说的艰难，你就能理解个中缘由了——她甚至连一个文学经纪人都没有。

“找到一家出版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她在巴西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表示，疫情期间她与丈夫住在一起，她的丈夫是一名巴西科学家。她等于被困在了巴西，目前还无法拿到获奖小说的实体印刷本。“我2017年时就完成了这部小说，当时没有一个人对它感兴趣。后来我好不容易才在英国和南非分别找到了一家愿意合作的小出版商，而他们又找不到人来为这本书做评审，我们也找不到帮忙写推荐语或者内容提要的人。”

在多次被拒后，《一座岛》——它讲述了一名独居的灯塔看守者与某个在他所居住的海岛岸边洗漱的难民之间的故事——最终由独立小出版社荷兰屋（Holland House）出版，由于疫情因素，印数只有区区500册。这本书面世的过程基本上是悄无声息的。

“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她的言语中带有一种令人如沐春风的真诚。“因为我的出版商要为此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显然还有金钱。关键不在于我个人对名望、财富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有期待，而在于我感觉自己让他们失望了。一下子就被聚光灯包围，实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我还不太清楚要如何去应对这种局面。”

“最让我心灰意冷的一件事，是南非国内完全没有人对我的写作或者对于出版我的作品感兴趣，”她继续说道。虽然小说没有明言灯塔看守者的国籍，也没有点出他对抗的具体是哪一位独裁者，但这部小说的诸多关切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排外心态、创伤、贫困与抵抗——显然在那个国家的历史中有其根基。“但这番话也绝不代表我认为自己就是个很出色的作家，就应当得到所有方面的认可，”她迫不及待地补充道。

哪怕是上一家与她合作的出版商，也不想接受《一座岛》。我问她对这本书的多次被拒有何想法。她列举了若干理由——篇幅太短、实验性太强、非洲色彩太浓或者还不够——但归根结底还是牵涉到经济问题。“我能确定的唯一真实答案是，它赚不了什么钱，”她说，不管编辑有多么喜欢这本书，最终决策经常还是要由财务部门来拍板。此外，我不会写那种充满“正能量”的故事。鉴于此，我的书也不是人们在消遣度假时会顺便带在身边的那一型。

但文学性并不等于拒人千里之外。詹宁斯的文风朴实，既不华丽也不复杂，故事的寓言感很强，而这赋予了它一种普适性。“这是一部短篇小说——我喜欢写短篇，也喜欢简单明了的写作，不会堆砌一些大而无当的辞藻，也不会去炫技……虽然我在写作上下了非常多的功夫，但我希望它是不带造作感的。如此一来，别人在读它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沉浸。”

詹宁斯没有读过多少当代的虚构类作品，她表示文学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诸如埃米尔·左拉以及查尔斯·狄更斯这样的古典派社会现实主义作家，还有约翰·斯泰因贝克。她出生于开普敦，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来自英国，死于肺癌，母亲是南非白人，与父亲的关系构成了她的回忆录《与我的父亲旅行》（Travels With My Father）的主题。她很小就开始写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但她自称非常不擅长写诗。“我拿过一个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自那时起我才开始接受科班训练，因为我意识到，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就必须大量地练笔，你不可能干坐着然后等待灵感或机遇的降临。”

追求一种写作的生活也有其代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穷得叮当响，”她说道，不带一丝顾影自怜的意味，“我也没有多少社会生活可言。你知道的，我在衣着上不太讲究，没有车也没有房，也没有别人所拥有的那种职业生涯。”

拜迈尔斯·莫兰基金会（Miles Morland Foundation）专门支援非裔写作与文学的写作奖助金所赐，她才得以完成《一座岛》。一个老人保卫他的小岛的图景是她在梦里得来的。“当时新闻里有许多有关欧洲叙利亚难民危机以及强烈排外情绪的报道，非洲难民溺亡的事例也很可怕，好几百人挤在一条船上，几乎快要把船压沉了。”詹宁斯对于“从一个不愿让他人进入自家岛上、企图独占这座岛屿的人的视角出发”来创作故事也一向颇有兴趣。

“我希望能明确一点，那就是我不相信可以把非洲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国家。但在这本小说里，我运用了一种寓言式的手法来探讨复杂的议题，回顾和检视多个世纪以来非洲所受的各种影响，将这一切浓缩在了两个主角的互动之中。”

结果便是一幅令人心碎的心理肖像画，它关乎创伤与排外心态，也关乎人民因被迫支持一代接一代的腐败政府而留下的伤痛痕迹。“我写这本小说无非是想要理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暴力，又是什么令人们想要把外来者拒之门外？南非的暴力和愤怒有着异常深厚的历史根基。”

詹宁斯在一家NGO做兼职工作，希望能帮助那些住在非正式居住点、缺乏饮用水及良好卫生条件的人们发出他们的声音。“住在这种恶劣环境里并且已经感到忍无可忍的人群何止千百万。政府许诺给他们的东西如今过了27年也没有兑现。他们的境况没有任何改善，愤怒情有可原。”

她希望布克奖提名能够多少提高这些议题的能见度，也让心系其上的南非作家更受关注：“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这一小小的成功能最大限度地有益于南非以及整个非洲。”她感到非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世界忽视，而她也相信这在南非内部也构成一个问题。“我们总是想要知道世界上其它地方会怎么评价我们，而忽视了自己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本国作家的价值，”她说。

“世界上其它地方看待非洲的眼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他们期待的是某种特定类型的非洲故事，而他们现在也已经厌倦了这类故事。这支舞可不容易跳好。故事当然不只有一种，非洲人也不只有一类。不是只有童子军和金合欢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与故事乃是丰富多元的。”

“我认为大出版商必须多加留意，他们希望作者不要太有锋芒，能按照刻板印象来删改其作品，如此才方便出版，而这就强化了读者群体里的刻板印象，久而久之这些人也只愿意读到特定的某类故事。既如此，假如出版商愿意给不同种类的故事和作家以机会，那我想公众也是会跟进的。”

我问她是否在自己能够写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上有过纠结，还问了她对如今有关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争论有何看法。“我确实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我是白人，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而我又自称是非洲人，我想很多人会对这种情况感到不适。身为白人，我被允许讲的故事到底有哪些？如果我讲的不单单是一个白人女性的故事，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文化挪用确实是我相当担忧的一个现象。我在写作过程中力图做到的事情之一，就是对‘自己究竟把声音给予了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保持高度的敏锐。”

“对此我其实不想有答案，我只能说自己并没有刻意地夺走某个人的发声机会。相反，我尽力去理解南非，理解非洲，以及理解我在其中的位置。”

奖助金当初设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她这本书产生的收入要返还20%给基金会，这样基金会才能持续地资助非裔作家的写作。令她倍感欣慰的是，入选长名单意味着她有能力给出一些回馈了。“身为作家，我们是恨自己的，也恨自己的写作，我们必须要料理各种来自文学经纪和出版商的拒绝，还有书评人和批评家。现在总算可以享受一年稍微有点尊严的生活了，不用再为了钱绞尽脑汁或者四处找活干。获得提名这件事还带来了一丝极为宝贵的安慰，能做出那么些贡献，我也算心满意足了。”

“我还希望我的出版商能借这个机会取得一些成功，因为疫情令小出版社的处境雪上加霜了。”她说，这也是她对出版社能够给她以及她的作品以机会表示感谢的一种途径。拜入选长名单所赐，《一座岛》的印数已经又增加了5000册，荷兰屋的创始人罗伯特·皮特（Robert Peett）告诉我说，在澳大利亚之外，他们还把翻译权卖到了希腊，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这本书属于随便翻几页就知道它正是我们之所需的那一类，”当我问起皮特如何得到这本小说时，他这样答道，“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坦白说，当时我觉得这本书早就应该被某家更大的出版社相中了。略带自私地讲，我很高兴它还没有被别家看上。”

我问詹宁斯，你在几乎得不到认可的情况下是如何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的？“我从来不为金钱或成功所动，我只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写作，”她说道，“只要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有信心，我就会一直坚持。这么看的话，我相信的倒不一定是自己，不如说我更多是相信作品本身。”

本文作者Rhiannon Lucy Cosslett是一位作家，为《卫报》撰写专栏，曾在2018年发表小说《The Tyranny of Lost Things》。

（翻译：林达）